我一度很犹豫要不要把即将讲述的事情添加到这个故事里，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件事和我的故事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它看上去非常独立，只能勉强归为我遇到的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而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它和之后的事情有关。
但在所有事件尘埃落定后，在我不知道第几遍重新回忆我所有事情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件看上去似乎和我故事毫无关系的事，才可能是后来发生一些列事的真正的起点。就算不是起点，也一定是某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而我的一切，就是从这件事开始改变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普通的大学生，在大二的时候突然对自己的学校特别的不满意，于是卯足了劲儿想出国。所以我整个大三大四都沉浸在刷绩点和考托福考GRE之中，一点儿空闲都没有。对于我出国这件事，父母倒是很赞同。他们觉得女孩子是应该多见见世面，免得被乱七八糟的小瘪三用棒棒糖骗走了。再不济，多读书总是没错的。
出国念书的同窗们应该知道，像成绩绩点这种是硬指标，没什么多说的；但软指标可以加很多分，就像志愿者啊，专利啊这些。为了个人履历能够好看点，大部分出国党都会或多或少参加一些志愿者项目意思下。我也不例外，而且我借着妈妈是医生的便利，在大二升大三那年暑假直接去了她医院做了一个月的志愿服务。
我要说的事，就发生在那一个月。
志愿内容很简单，就是看护病房的病人。因为我是通过妈妈过来的“关系户”，所以帮助护工端屎接尿擦背换褥这种伺候人的活儿都不用干，只需要陪病人聊聊天念个书，有什么情况帮忙摁铃把医生叫过来就行了。基本就是点个卯就走的那种。
我被分配的病房很明显是属于比较高档的那种，蛮大的一个房间里就两张病床，中间还有隔帘，可以让病人有些隐私。半空中还吊着两个电视机正对着两张床，方便让躺着没办法起身的病人看电视用的。有两个病人共用的厕所，居然还有个阳台用来放衣服被子什么的。
显然无论谁住在这里都是准备长住的病患。虽然比不上那些VIP级别的病房，但这里也够好的了，堪比7天或者如家。
而我被分配的病房里只有一个病患，另一张床是空着的，上面的被子叠得和豆腐块一样。
我看到唯一的病患的时候不由得有些惊讶。因为直觉上我总是下意识觉得躺在这里的病患应该都是些病得很重的了，不说气若游丝吧，那也至少脸色惨白，吊瓶点滴在侧。可面前的这位，别说病患了，我的气色都没他好——那真叫个面色红润有光泽，精神头特别足。
要不是他穿着病号服，打死我都不信这人是病人。不过这也难说，有些病人虽然看起来气色好精神足，但是底子虚透了，全靠暂时的药品吊着一口气。
我来的时候这人并没有躺在床上，而是坐在床沿边，专心致志地玩手机。我好奇地凑上去瞜了一眼——嚯，中老年独爱游戏款，消消看。
这不像病人的病人叫做郑毅（从他床头病号卡上知道的，什么病不清楚，写病号卡的医生字迹潦草得像是在画鬼画符），非常好相处，平时也不让我多做什么。偶尔我帮忙打扫个卫生，他还精神抖擞地帮我一块儿热火朝天地干，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这个志愿服务其实非常水，每周一三五七去一次，每次一小时，就打扫下卫生什么的。我去的时候从来没看见过医生，也没见郑毅服用过什么药，他永远都是精神抖擞，感觉比我健康多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不耐烦，觉得这就算奇怪也没奇怪到非要记录下来的地步。但请你相信我，我说那么多铺垫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我回忆这一段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这已经是一种提醒或者警告了。任何我遇到的不符合常理的事，一般不是威胁，就是提示。这是当时我只是个傻不拉几的大二升大三的学生，根本理解不了这些。
而事情就发生我最后一次去的那天。
那天我去的时候，郑毅在床沿坐得笔笔直，好像在等我。他的脸色惨白，终于有了点病人的样子。而在我进病房后，他看向我，点点头：“很好，你来了。”
这句话其实很奇怪，我每隔一天都会来，从未缺席迟到过。当然我并没有多在意，只是被他难看的脸色吓了一跳，以为他是不舒服，伸手就想去摁铃喊医生。他制止了我，“不用了。”过了会儿，他用一种非常平静的神色道，“也没用，不会有人来的。”
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觉得他很像是要留什么遗言。我这人别的没什么，就是直觉特别准。可我不会临终关怀啊，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是说南无阿弥陀佛，还是主会保佑你？我哭丧着脸道：“郑叔叔你是不是不舒服？不舒服的话还是要叫医生的，你要相信医院……”
郑毅闻言轻轻嘿笑了下，眼里是那种很常见的中年人对小辈的宽容：“这个你拿好。”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掏出一本笔记本。那笔记本是硬纸壳的，有点儿厚，粉色的封皮上还有好看的花纹，正好是女大学生会喜欢的款式。笔记本外层还有一层那种透明塑料纸的包装，显然这是郑毅送我的礼物。
我有点儿愣了：“礼物？给我的？”